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若說在文學閱讀有幾個比較深刻的記憶點，首先我會想到國中時讀簡媜的《水問》，開書的第一段就嚇著我了：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我回不到年少。後來也因為想體會書中寫她坐在文學院上課時，心思不斷往外飄的經驗，硬是在畢業前，修了一門文學院的課，這是後話。

另一個就是高中讀余華的《十個詞彙裡的中國》。那時候是彭明偉老師帶著，第一次用預設了之後需要討論的態度，認真讀了幾本書。

首先得承認當時讀得書少，對與好壞的拿捏常常會有猶豫，不過當時就很清楚的認知到，這絕對是好東西，很純的那種。書如其名，余華把十個詞彙當成刀刃：人民、領袖、閱讀、寫作、魯迅、分歧、革命、草根、山寨以及忽悠，漂亮的切過巨變的近代中國，留下很美的斷紋。我認為對所有想更了解中國的人都很有價值，給使就是閒著，也是本可讀性極高，看著很舒服的書，強力推薦。但這不是今天的重點，先就此打住。

就此以後，我文學的三觀被余華影響的很多，以至於後來看他文學評論類的文字，總有種強烈的認同感，類似 self fulfilling prophecy 的傾象。其實他的三本雜文：《十個詞彙裡的中國》、《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異裡》、《我只知道人是什麼》中常常有重複的故事，不過這在所難免，畢竟就是自身的故事，我也常會這樣，某件事想跟很多人吹噓，總會忘了這個人說過了沒？畢竟重複講是挺尷尬的，當然，我不是說余華想要吹噓。

《活著》看得很早，至今印象還很深刻：是在台大總圖二樓走道旁的座位上一口氣看完的，以下是我當時寫下的短評：

這本書太淺白，也太沈重。這是我第一次遇到如此美好的文學。作者是余華，寫的是一個名為富貴的人的一生。該如何描述這種平凡文字的穿透力呢？之前聽大家評論海明威，說的那些話我是很難理解的，但我知道我眼前的這故事承的起這些感嘆與讚美。在序中余華就說了，在旁人看來，這是個悲慘的故事，不過在第一人稱視角下，這是個幸福的故事。能把此兩種看似對立的東西撐到極滿，且和諧的交融，我想就是這故事的魅力。

會不會有種苦，你不須投射自己，就可以清楚強烈的感受到；也會不會有種喜，是你在看完這些苦之後所昇華留下的。絕非單純的苦中作樂可以描述，反倒是苦到極致了，回首才發現那是幸福，但幸福也說不上，本質還是苦的，好似怎麼說都不對，但這也才最貼乎於生活真實，而這就是力量。這便是我對這故事的評語。

其他四本長篇：《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兄弟》、《第七天》是到前陣子回台灣無所事事時，才陸續看完的。可能是先看了他的隨筆，總有種這些書都很熟悉，好像已經看過的錯覺，就像機械學習之於當代人。這四本各有各的風采，我知道這樣講或許有點俗氣，畢竟這很多都已經是叫好又叫座的小說了，但私以為《活著》與《兄弟》是在金線之上的小說，現實的荒誕，荒誕的現實，淋漓盡致。打開來說，這五本都有能寫碩士論文的寬度與深度，不過也如作者提醒，我不想在這邊告知大家如何閱讀，相反，我們本應以自己的經驗去與文本碰撞，才會有真實有意義的火花。最後，節選一些余華隨筆中，我看到認同與有趣的觀點與大家共享：

這麼多年來，總是有人喋喋不休地強調時代的差異、文化的差異和個人的生活經歷的差異，如何會在翻譯的過程裡傷害文學作品原作的精神。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認為文學之所以常盛不衰，就是得益於差異的存在。暫時拋開文學翻譯，如果從文學閱讀的角度來說，我說的是母語的閱讀，任何一次閱讀經歷其實都是在補充和完善一部文學作品。我的意思是說，當一個作者的完成一部文學作品之後，僅僅是出版和發表意義上的完成。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是開放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個又一個讀者都是帶著自己的文化背景、生活體驗和個人感受，通過閱讀來一次又一次地完成這部文學作品。簡單地說，就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差異性，促成了這樣的完成，文學的價值和文學的意義也在差異的閱讀中體現出來。

我想起海明威《老人與海》在美國《生活》雜誌上發表後的情景，當時轟動美國文壇，批評家紛至沓來，刨根問底分析老人象徵什麼，大海象徵什麼，鯊魚象徵什麼，海明威對於這種定點清除似的評論很不滿意，他說老人和大海都沒有象徵，只有鯊魚有象徵，鯊魚象徵批評家。然後他把小說和那些批評文章寄給僑居巴黎的正在撰寫美國藝術史的貝瑞遜。這是他信任的學者，八十多歲的貝瑞遜讀完小說和評論後給海明威回了信，貝瑞遜在信裡說，老人就是老人，大海就是大海，鯊魚就是鯊魚，他們不象徵什麼，但是一步偉大的文學作品無處不洋溢著象徵。貝瑞遜在這裡不只是對象徵做出了精確的解釋，還指出了文學的寬廣性，簡單說，當你把老人寫成某種象徵，把大海寫成某種象徵，把鯊魚寫成某種象徵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你的描寫局限了，甚至老人不像老人，大海不像大海，鯊魚不像鯊魚。把老人寫成活生生的老人，把大海寫成活生生的大海，把鯊魚寫成活生生地鯊魚，就會無處不洋溢的象徵。

語文和文學之間，簡單說就是經驗閱讀和非經驗閱讀之間，當然在文學的閱讀裡也充滿著經驗閱讀和非經驗閱讀，讀者已經見怪不怪，但是語文的閱讀裡，就會見怪而怪。從這個角度說，文學史的經驗不斷更新歷史，語文史的是經驗不斷發展的歷史。通俗的說法是，文學衝鋒陷陣浴血奮戰取得勝利之後，語文下山來摘桃子了。所以說文學前進的時候，語文也在前進，不同的是一個在前方前進，一個在後方前進。我想在這裡簡要談一談文學傳統和文學先鋒性的問題，有人將著兩者對立起來討論，這是錯誤的，傳統不是固定的，是開放的，不是已經完成的，是未完成的，是永遠有待於完成的。當傳統開始自我革新的時候，就是先鋒性出現的時候，所以先鋒性質是傳統自我革新時的一系列困難活動。由於先鋒性常以搗亂的面目出現，在當時很容易被認為是傳統的敵人，其實他就是傳統自己的行為，是傳統自我不滿時，必然出現的革新行為。同樣的道理，非經驗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就是說非經驗的起飛，是因為有經驗這個跑道，跑道越長，起飛越可靠。有句老話，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葉兆言對此有很好的解釋：他說你要先讀過十年書，才能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沒讀十年書的話，聽君百席話也沒有用，這個讀了十年書的就是經驗，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頓悟，就是非經驗的突然閃現。

當我們在一部小說裡讀到有三個人在走過去、有一個人在走過來，這已經涉及到了數學，3+1＝4；當我們讀到樹葉在飄落下來，這就涉及到了物理；當我們讀到糖在熱水裡融化的時候，那就已經涉及到的化學。所以假如文學連數理化都不能迴避的話，它根本不可能迴避社會或者政治。

我一直以為《活著》是很容易翻譯的，因為它的敘述語言是最簡單的中文。後來我的日文翻譯飯塚容教授告訴我，《活著》很難翻譯，他說《活著》的語言確實簡單，可是很有味道，要把這樣的味道翻譯出來很難。

我在寫《活著》的時候已經意識到用簡單的語言敘述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這部小說的語言越出了我此前熟悉掌握的語言系統，時常會因為一句簡單的話耽擱幾天，因為我找不到準確的表述語言。舉個例子，有慶死的那個段落，福貴把有慶背回家，埋在午後的樹下後，站起來看到月光下的那條小路，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寫下那條小路給了福貴什麼感受。小說前面幾次寫有慶跑步去縣城，有慶要割羊草，經常要遲到了才急忙往學校方向跑，把鞋跑壞了，福貴罵他，說你這個鞋是吃的還是穿的。後來有慶每次跑向學校的時候，就把鞋脫下來拿在手上，赤腳跑到學校去，由於他每天都要跑著去學校，後來在學校舉行的長跑比賽裡拿了冠軍。因為前面有這樣的描寫，而且福貴一次次看著他這樣跑去，所以當福貴把小孩子埋在樹下，再站起來看到那條月光下的小路的時候，是不能不寫福貴的感受，必須要寫，這是不能迴避的。怎麼寫呢？我記得自己以前用各種方式描寫過月光下的小路，有些是純粹的景物描寫，有些是用抒情描寫，也用過偷梁換柱的比喻，比如我曾經這樣描寫過月光下的道路，說它像是一條蒼白的河流。但是這次不一樣，一個父親失去了兒子，剛剛埋下，極其悲痛，他看著那條月光下的小路我知道只要一句話就夠了，多了沒有意義。那個時候我個人的感覺是，寫一句到兩句話把福貴悲痛的情緒表達出來就夠了，好比是格鬥裡的最後一刀。如果寫一千個字，那就是對格鬥的鋪墊了，不是最後一刀。福貴是一個農民，他對那條小路的感受應該是一個農民的感受，我寫不下去，耽擱了幾天，找到了「鹽」的意象，鹽對農民來說是很熟悉的，然後我寫福貴看到那條通往城裡的小路，月光照在路上，像是灑滿了鹽。想想那是怎樣的一條月光下的小路，灑滿了鹽，這個意象表達的是悲痛在無盡的延伸，因為鹽和傷口的關係是所有人都能夠理解的。所以當一個作家用樸素的語言寫作時，比用花俏複雜的語言更困難，因為前者沒有地方可以掩飾，後者隨處可以掩飾。

如何面對批評？這是作家不能迴避的一個問題。我從《兄弟》到《第七天》被人鋪天蓋地地批評的兩輪，批評對我已經連雨點都不是，沒有什麼作用了。但是有時候我會對批評會有反思，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來批評？尤其從《兄弟》開始，只要我出版一本新書，就會有猛烈的批評光臨，剛開始可以把它理解為有麼種動機，後來我覺得不應該這樣，雖然批評我的文章中 90%都是胡扯，但是反過來想一想，讚揚我的文章裡胡扯的比例不比這個低，同樣都是胡扯，為什麼讚揚你就覺得不錯，批評你就不能接受呢？

羅素接受英國 BBC 的訪問，記者最後請他對一千年後的人說幾句話，有關他的一生以及一生的感悟。羅素說了兩點，一是關於智慧，二是關於道德。關於一，羅素說不管你是在研究什麼事物，還是在思考任何觀點，只問你自己事實是什麼，以及這些事實所證實的真理是什麼，永遠不要讓自己被自己所更願意相信的，或者認為人們相信了會對社會更加友誼的東西所影響，只是單單地去審視什麼才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