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柏林的記憶，與畢業

離開了。不管是厭惡或眷戀，是痛苦或甜蜜，是孤獨或熱鬧，都該放記憶這條野獸出籠，自由自在地撒野，再慢慢的撫平。

總是要脫離一個環境一段時間之後，才有辦法開始紀錄，就像葡萄酒需要放一下香氣才會甦醒，回憶也是。我坐在伊斯坦堡的咖啡店，在九月的一個晴朗無比的早晨，在充斥偉大帝國衰落痕跡的街道旁，開始細細的回想起了一個此時天氣應該開始轉冷的北方城市，一個四捨五入待了兩年的地方。

初來乍到時，我討厭這裡大部分的人、這個學校、這個城市、這個國家，當然，這都是出自於自己的無知與自大，畢竟城市雷打不動暴風吹不走的就在那邊，一個肉身的個體去討厭一個鐵打的環境是很可笑的。到要準備畢業之時，我喜歡，甚至愛上了有關柏林的一切。大多數身邊的朋友是顛倒過來的，來的時候有很多的期待，之後被一件件生活中大小的鳥事磨平了歐洲在心中閃亮的那些東西。先說愛的先不愛，後動心的不死心或許是這樣。

五年前的歐洲行去了很多常在歷史書、小說、旅遊書、電影上看到的城市，若說有什麼遺憾，那會是倫敦、巴黎以及柏林。倫敦是因為哈利波特，巴黎是因為午夜巴黎和料理鼠王，柏林的話沒有一個很好的原因，可能在另一個時空中，這城市隱隱對我有著現實無法理解的吸引力。

初次見面的厭惡不是來自於這城市爛醉、髒亂、瘋狂、沒規矩，不是充斥著大麻、酒精、煙蒂、吵鬧、髒話。更多的是來自於官僚的各種程序、當地人對黃種人的傲慢、以及遇到三觀衝突極大的房東。

在 21 世紀，在任何一個新的地方開始生活，最初無非是弄到銀行帳戶、門號網路，在德國會多一個讓政府部門能追蹤管理人口與戶籍的入籍程序。但嚴謹且魔幻的流程會產生 C 三取二的死循環：要辦銀行帳戶一定要有電話號碼，而要辦理電話號碼需要當地的銀行帳戶；要入籍需要房東同意，而這時他會要我的銀行帳戶，但要銀行帳戶本身也需要入籍證明。總之就是一團亂，還不算上任意一個項目的完成，算上預約與等待的時間，大概都需要兩週以上才能完成。是為官僚主義。

我能理解入境隨俗，我能理解你不會說英文我不會說德文確實不好溝通；我能理解你明明會說英文，但因為某種不可言說的禁忌，不管是過敏打噴嚏晚上睡不好食慾變差早洩陽痿經痛嗜睡之類的種種莫名原因，讓你不願意轉換到英文來與我溝通；但我不能理解，在我客氣有禮的前提之下，你遇上我就擺起雅利安白人的高高在上的姿態，遇上其他外來白人就又貼心地轉換成英語模式的雙標。是為傲慢。

攝取不同的資訊來源讓我們即使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也像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沒有什麼我對你錯，有的就是不同的星空，並不是所有魚都生活在一片海裡。19 年過來的時候，剛好遇到黃之鋒跑來德國參訪並發表演說，我的房東第一天就問了我如何看待香港問題。平常做人也不是特別謙虛，但相對於在即將到來的特價季該買哪一件猛瑪象的外套，或是長著很衰臉的貓咪到底會不會影響到牠的性格等議題上，在香港問題我不關心也沒研究，便答了一句「我也看不懂」。

這下慘了，這誤會讓這位國民黨老同志好像找到了知音，十分認同的向我抱怨他也不懂怎麼可以讓黃之鋒這種壞蛋到處跑，蔡英文搞的那些台獨洗腦政策讓多數的台灣年輕人腦袋都不太好，我還算是有救的。簡媜老師很早就教過，讓懂的人懂，讓不懂的人不懂，當笨蛋是笨蛋，當流氓繼續流氓。還要處在同一屋簷下，我努力保持了一個不失禮貌的友善微笑。但之後變本加厲的帶我去參加教會活動，在早餐之前禱告，並在用餐的時候聊他之前的當年勇。敬老尊賢是華夏傳統美德，但我想想自己都沒花那麼多時間陪我爺爺，卻花時間在這人身上不太合邏輯。其他日常生活相處上瑣碎的問題就閒談莫論人非，但要想想，能讓隨性如我都感到不快也是不容易的。是為三觀不合。

這種不適感讓我躲在自己的世界裡面，說躲好像也不對，只有自己的世界確實簡單而美麗許多。這讓我第一年的日子單調而乏味，過著宿舍與學校兩點一線的日子，每早看著勝利女神像出門，在 Bellevue 搭 S Bahn，到 Hackecher Markt 下車，沿途會走過幾家歐洲常見的那種賣著咖啡與可頌的麵包店，接著左手邊能看到做為地標的電視塔，轉入公園之後有馬克思與恩格爾的雕像，有洪堡大學的會議堂，過 Spree 的橋上，能看見沐浴在晨曦下的柏林大教堂，這時多半還沒有遊客，往往就是這個瞬間才讓我意識到確實生活在國外。學校在博物館島上，前身是東德時期 GDR 的國務委員會總部的大樓，也就是最高領導機關。三樓的自習室是我的第二宿舍，弄上一壺高山茶，隨意展開一本書，能夢回另一個國度，進入不同的時空。

學校的課程乏善可陳，量化的東西過於基礎，質化的東西搔破腦袋也還是雲裡霧裡。來之前還是有所幻想，McKinsey、BCG、Siemens、Daimler、Deutsche Bank 作為創始夥伴公司，德國第一的排名，國際化的學生組合，還行的平均畢業起薪，在黑紅黃的國旗後面，紙糊出來一個光明而閃耀的風景。但在一個月的懷疑與不解之後，依我與詐騙集團打交道的經驗，那些高大上的幻想已經在我心中破滅，徒留我對現代行銷與包裝技法的驚嘆。金閃閃的創始夥伴公司名單多半與跟 EMBA 有關，FT 排名的可信度與跟今周刊（能換上任一你所在地的充滿廣告，排版沒有審美可言的小報紙）的八卦新聞可以較量，多元的學生背景組合暗示了課堂上能教的內容交集極小，畢業起薪更是能透過如選擇性篩選的多種技法提升。這是不道德的呀！女生化妝讓世界更美麗，佛堂點香讓環境更加神聖莊嚴，但學校自我美化則是讓人誤上賊船。

所以大部分的課我都沒有去上，少數去的就當是聽力練習（多元的老師與同學確實有讓我開眼界的不同口音），或是看書看累的時候去轉換一下心情，畢竟人都在學校，只是搭個電梯下去的工夫。我可能不太明白我要什麼，但我很清楚我不要什麼。

因為這原因，一樣常翹課的土耳其人 Kutay 可能是外國同學中混的最早也最熟的一位。我們合的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從海峽大學的理工科畢業，一樣覺得班上同學都是傻逼。同樣的困惑怎麼這群傻逼之間還可以互相覺得對方更傻逼而察覺不到自己也半斤八兩的傻逼，抱歉一句話內用了太多的傻逼，但這樣描述比較貼合當時的心境。他認真的想轉作 Data Science 並湊巧我曾經入門過，可以給零基礎的他一點淺薄的建議。加上土耳其人那種類似東南亞，樂天、很多事情不在意的個性，所以我們聊得來。記得我們曾經佔著一間自習室，直接躺在地板上就地午休，也不管經過的人透過玻璃門尷尬的表情，反正我們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其他人。

對柏林印象的轉變，大約是在今年乍暖還寒之時。冬天的柏林與夏天的柏林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前者是壓抑、黑暗、孤獨、憂傷、仇恨、邪惡、絕望、邊境、酷寒，後者則會是自由、花朵、陽光、湖畔、流水、音樂、歡笑、包容、歌聲、生長。若用緯度來看，柏林對標的中國城市是黑龍江的最北端，對南方長大的我，是原先無法想像的天寒地凍。氣溫的上升、陽光的露臉、樹木的發芽、花朵的綻放、蟲鳥的鳴叫、萬物的生長、冰淇淋車的出現、疫情的解封，讓這座一直沈睡中的城市睜開了惺忪的睡眼，打了個長長但無庸置疑的懶腰與哈欠。

原先厭惡的事物，在有了新的心態之後，就有機會得到截然不同的觀點。醉酒、不守法與狂癲也能是好的。如果自己更醉、更沒規矩、更瘋狂，它就會顯得乖巧可愛起來：開始可以和醉漢無障礙的比手畫腳溝通，對路上好看的車主動豎起大拇指的稱讚，毫無壓力的使用台語的精華部分對看不順眼的人問候親人。

穿著西裝打著領帶，聽著無聊又虛偽的雞湯言論的畢業典禮這種場合，能不參加我是不會參加的。隔天獨自去領了畢業證書，看著昨日熱鬧後的杯盤狼藉，走出學校的那刻，一種莫名的悵然若失湧上心頭。可能源於對學生身份的又愛又恨，可能是對過去回憶的自我美化，可能是想好聚好散的思維，可能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灑脫。走過兩年來走過無數遍的街道風景，那時的我心中有一團火，但旁人卻只看到煙。

關於柏林的記憶，是那些在 Space Shack 開會的週五；是 7 days 有著中二店員的好吃 Kabab；是 Du Bonheur 與 GioMecca 精緻漂亮好吃的甜點；是 Alexanderplatz 旁邊養著大狗的遊民們；是北國冬日夢幻般粉紅色的夕陽；是破舊的黃色地鐵；是從自習室望出去大片歐洲式的草皮；是每週光顧土而其人開的優質肉鋪；是我不小心放變態叔叔進來的 KTV；是通勤過去要一小時的羽球場；是布蘭登堡門前近乎全裸擺出大革命姿勢的 LGBT 擁護男子；是日複一日年復一年提供難吃食物的學校食堂；是御林廣場前沒有雪的聖誕市集；是自己一個人在 Potsdamer Platz 看的冰雪奇緣 2；是有是枝裕和、李安以及賈樟柯的柏林影展；是掛在房間內的清明上河圖與十二月令圖；是有一壺高山茶陪伴而令人安心的時光；是學校樓梯上厚厚的紅毯；是機場出來一整排的賓士計程車；是冬日及膝的白雪；是飄散著大麻味的夏日晚風；是 Techno 放好放滿在廢棄工廠的夜店；是四點就下山的冬日太陽與漫漫長夜；是半瓶葡萄酒與起司拼盤就著的圓桌派；是讓昏暗更顯昏暗的 Yankee 蠟燭；是坐在湖邊旁有單車陽光下看書的歐洲妹子；是永遠一臉不屑的雜貨店店員；是在市中心有可愛山羊的動物園；是遠近馳名但從沒有進去過的佩加蒙博物館；是有無盡選擇但在我看來都不如比利時的啤酒；是作為宵夜的淡菜白菜粥；是過於想念終於有模有樣的水盆羊肉；是在 Leopoldplatz 填飽心靈的亞超；是終於自己一人住位於 Pankow 的學生公寓；是有兩個男子親吻畫的柏林圍牆；是地板上不知道紀念誰的金色小牌；是無所不在或大或小的塗鴉；是穿著黑網襪自信走過的年輕男人；是滿頭刺青喝醉酒的大叔；是四月還在下的冰雹；是一去不回頭的體重；是遠方朋友的視訊聊天；是有揭竿起義炒 GameStop 興奮得睡不著的夜晚；是作為生日禮物捨不得吃的 Laderach 巧克力；是老是忘了翻頁的故宮日曆；是到狼哥家吃的台灣菜；是 AOC34 吋能一邊追劇一邊碼字一邊看股市的大螢幕；是 Hanson 很強的開放麥；是到鄰居家蹭飯路上夜晚的路燈；是跟 Yufan 與飆哥一起去的國會大厦；是跟何洵放著在會拉心愛的無緣的人開過的市區；是學長學姊帶我晃過的 Kreuzberg 街區。是日複一日看似平淡生活遮掩了那麼多的閃光點組成了我關於柏林的記憶。

寫在最後，剛好是台灣的教師節，我想感謝我的論文指導老師，即使他不會中文也更永遠看不到這篇文章。Gerald 除了是我論文的指導教授外，也是 PMP 我們組的指導老師。兩年兩萬的學費，對我而言大概有一萬五花在跟他的交流上。在他身上學到的硬知識不多，畢竟也就一門課的師生關係，但在為期兩年的 email 來往討論上，他讓我看到了知識與智慧的差異，讓我想起了施浩耀教授。明明某個問題有很明確的答案，明明我的回答很蠢，但他總會發自內心好奇我的觀點，從不用一種由上而下的，由權威對菜鳥的方式討論。在他身上我明白了，好的投資人在抓大方向問大問題上該有的姿態，也明白硬知識只能讓我們在一個領域啟程，而是那些謙卑、好奇、自省才能帶我們抵達彼岸。